文/*仕忠
年7月，网山村与新山村（杨村）、凤山村联合成立了“新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”，简称“新网社”，所有土地归集体所有，生产工具也全部公有化。
合作社，不再是单门独户生产，而是村民们集为一体，共同面对新事物和新问题，因而需要有能力的人站到前面来。这给了父亲一个难得的机会。这年父亲三十岁，新时代的舞台，向他拉开了大幕。
旧社会，农家孩子很少读书，父亲念过高小，能识字记账，尤其是算盘用得十分之好，正当而立之年，年轻，容易接受新思想。加上早承家业，身有担当，所以先被安排做记工员，后来又做小队会计。他成了社里年轻人中最活跃的一员，几乎所有新出现的重要物事，他都是最初的参与者。
建社伊始，凭藉集体的雄厚资金，新网社买了一台大马力的水泵，这是社里第一件水利机械。父亲与新江村的王占品，共同负责安装和使用。占品是年浙江省“劳动模范奖章”获得者。
两个年轻的农民，按照简单的说明，摸索着把水泵安装在永宁溪上，准备抽扬溪水来灌溉稻田。但柴油机发动后，轮子飞转，却怎么也抽不上水来。
水泵的原理，是先把进水管灌满水，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吸上，同时吸开阀门让水流涌入，再被抽扬到高处。但那个进水阀是半圆形的双开门，质量不好，关不严实，总是漏水。好不容易灌满了，待到开启机器，水就全漏光了，水泵只是在那里空转。几乎折腾了一天，就是没法子。
幸好桥亭村更早就使用了水泵，父亲前去请师傅，用一包烟作酬劳。那人来了之后，先挖了一桶田里的稀烂泥，灌入进水管，让烂泥封住阀门，然后再注水，一开机器，果然在第一股泥浆水之后，就喷出了清亮的溪水。
水泵的威力，远非木头制作的水车所能比拟，很快就把这一段溪滩水都抽干了。溪里的鱼儿活蹦乱跳，成了村民的福利。我姐姐还记得放学后去看父亲抽水，水落石出时，细长的溪鱼，如划线条般乱窜，泼剌剌的十分可喜。一时吃不完的鲜鱼，就晒成鱼干。
之后，村里又买了碾米机。以前村人稻谷脱壳，是在石臼里舂杵，最是辛苦。不仅颇费时间，而且米粒易损，出米率很低，还夹杂许多未脱壳的谷粒，所以，村民对辗米机企盼已久。
父亲和占品从县城拉来机器，熟练地安装到一间仓房里，然后开机碾米，只见谷米如流水似的泻下，却是一半米一半谷，*白相杂，十分难看。折腾到*昏，两人灰头土面，仍然不得其法。
桥亭村的师傅碰巧来村里串门，听得机声隆隆，不免心痒，也踅来一观。只见他眯眼看了一会儿，伸手调整了漏斗下方铁片插入的缝隙，再把上面的固定螺丝拧紧了一道，机器就稳稳地喷出了白米。原来，父亲他们一直没有注意到控制进谷量的这个小小机关。
这些都是农村里从来不曾有过的新鲜事，所以就连这些小小的失误，也让人心生欢喜。那时的农村，真正带着朝气，蓬勃向上，这是大合作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。父亲也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自信，贡献着才智，并油然产生一种自豪的感觉。因为，这是属于他的新时代！
合作社里，每日为社员的劳动登记工分，也是一桩新鲜事。父亲被派作记工员，每天*昏根据社员的劳动情况，用“记工簿”登录工分。社员们都很兴奋，都想知道自己每天的劳作是否被记了下来。但每人都要翻开簿册来说一遍，实在太是烦人。
于是父亲想出了一个点子，找来一张大纸，竖为人名，横分三十一格，贴在墙上。一个月的出勤情况，便一目了然，如有出入，可以再查记工簿。那时，很多社员其实主要不是看自己，而是悄悄查看别人的出勤记得对不对。
父亲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，他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但这样每月都要新画一张，总归不方便，所以父亲特地去了一趟枫桥镇，那里有专门做印务的店家，父亲比划着，请店家印出一些表格来，并在抬头印上“新网社工分上墙表”。
店家听完，眼睛就亮了，他说：“就不算你排版费了，只算印刷工本，但这上面写‘新网社’的地方，就让它空着，你回头自己去填。”原来，精明的店家发现，这“上墙表”是全镇各合作社都用得着的，空着社名，他印成一批，便可以卖给很多家。既帮了别人，又省了工钱，父亲当然说好，并且很是有些得意。
不久之后，这“上墙表”就在全镇甚至全县都推广开来了，成为各合作社的标配。
十几年后，我哥哥做了生产队的记工员，我也曾帮忙记过两天。夏日，晚饭后，三三两两的社员，趿着拖鞋，在昏*的灯光下观看上墙表，指指点点，我深深觉得，这表做得实在是大有道理。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，原来，这竟是出于父亲的一个小小创意。
其实父亲的这一想法，也是出于自然。他一生奉行的是公平公正，而达成这个目标，最好的办法，自然是公开透明。有时，他甚至认真得有些近乎偏执。
父亲代表社里给杨村人记账。那天上午，社里安排妇女打扫大厅门口的晒谷场，贫协副主任的媳妇说她也去了，但父亲记下后，却有人说她并没有参加。父亲特地向另外几位妇女核实，都说是只来了一下，还没有开工，有人来喊，就走了。父亲认为，来了一下就走，那就是没有参加了，于是涂去不记。却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是他得罪人的开始。
因为识字明理，父亲也代表我们村参加社里的会议，一起商量事情。那次是估算各村具体田亩的产量，叫“估产”。社里的田块，有山凹的梯田，有平坦的水田，肥瘠不同，日照有差，水源冷暖各异，产量差别很大。好在参会的都是老农，对各村的田块十分熟悉，所以一一估算，并无太大争议。
之后，杨村人先提出，他们新祠堂背后、白果树下的田块，遮荫过大，又在村边，难免鸡鸟畜生搅扰，产量受损，故请求酌减。大家都认为确是此理，同意减免。
父亲见状，赶紧提出，我们村在小溪坞村北边、大樟树下的几丘田，情况相同，也请求减免。大家也无异议。估产之后，是分派国家的“统购粮”任务，于是争议骤多，吵闹不已。散会后，父亲不放心，留下来向会计要过账本，再作核查，发现我村的田亩果然没有标注减免，于是急忙向会计说明。
那会计是杨村人，其实不想让我们村减免，见被说破，就只好说是漏了，并且很不情愿地说：“那你自己添上吧。”父亲就涂去原数字，按减免后的数目，端端正正地做了注记。
又过得一些日子，忽然有民兵来我们家，把父亲送去视北“劳动改造”。罪名有一堆，其中最重的一条，便是“私改产量、破坏统购统销”。几百个农民，严寒的冬天在视北垦山筑埂。但那里的负责人，似乎是我太婆娘家的侄子，父亲要叫他声舅舅，他在解放前读师范时就参加了革命，曾担任过区长。他翻阅了案卷，又听了父亲的解释，骂了声：“乱弄！”便让父亲留在厨房，专心负责做菜烧饭。所以，父亲并没有吃什么苦头。过了两个月，父亲被放回家，倒是养得白白胖胖。
这次经历，给父亲留下了一份手艺，那就是能做一手好菜。后来生产队时，他做过厨师，帮助本队社员办置婚宴酒席。那时娶亲已是不易，酒席能省则省，一般也就置得五桌八桌。父亲精打细算，十元钱就能办得一席，且能吃饱吃好，所以深得村人信赖。
又过了个把月，上面派人来到我家，专门来给父亲平了反。
那一年，父亲三十三岁，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，也是他一生的痛。当时一起在社里做事的年轻人，后来都成了各队的骨干，有的做了公社干部，而父亲则从此失去了上升的通道。之后二十多年，在别人眼中，他只是一个做事让人放心、也很好使唤的社员。待到改革开放，可以有所作为之时，父亲年事已高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能喟然叹息。
就这样，父亲的新时代，早早地落下了帷幕。
●*仕忠，浙江诸暨人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，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。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。获“长江学者”称号。学术著作而外，有随笔《书的诱惑》等。
来源
羊城晚报·羊城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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